人们仰望着星辰大海、关注着芯片能源，却鲜有目光停留在脚下的土壤。

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挨饿的当代年轻人，大多难以理解农业技术和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资本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是科技、消费、能源、医疗，舆论聚光灯很少追逐农业板块。

不过这并不代表农业领域沦为了社会一角的“小透明”，事实上，人类社会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从来有增无减，过去几十年农业科技发展的速度也不亚于电子、互联网。

在中国，细数历史中的“中央一号文件”，农业占据了“绝对C位”，21世纪以来，从2004年到2021年连续18年的主题均围绕三农问题。

农业“黑科技”改写人类命运、“超级英雄”守卫一方粮食安全、大鳄财团决战资本市场、中国祭出史上最大跨国并购案的刺激故事，也时时刻刻都在全球农业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上演。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是惊心动魄。

今天BT财经就带你走近农业领域中最重要、也是最刺激的一个章回——种子的争夺保卫战：

第一回 双刃利剑出鞘

第二回 恶魔凶光闪现

第三回 东方英雄现世

第四回 种子里的决战

近10000年来，种子一直陪伴着人类农耕文明的发展，但直到最近100年，种业科学技术才取得了飞速进步。

100多年前，人类的历史方舟还行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美国迎来了属于它的“镀金时代”，自由女神屹立在东海岸迎接了数以千万计欧洲移民的涌入，随移民一同到来的还有先进工业技术。美国本土的铁路、工厂、采矿等重工业在催化下迎来飞速发展，AT&T、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等当今依然如雷贯耳的巨头们就诞生在那个年代。

1901年，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的爱尔兰移民约翰·弗朗西斯·奎尼决定开展一番自己的事业，他盯上的是美国当地饮料公司必不可少的原料——糖精。在那个年代，糖精制造是绝对的“核心技术”，由德国公司牢牢掌握在手里。

约翰·弗朗西斯·奎尼坚信，糖精美国本土化生产将会是难得的市场机遇。他押上了全部存款，再拼上从其他饮料公司借来的钱，用筹得的5000美元弄来了二手设备。或许是和约翰·弗朗西斯·奎尼曾经的制药厂工作经验有关，他顺利突破了技术封锁。

但德国公司自然不会将市场份额拱手相让。默克等德国糖精生产公司一度将糖精价格压低近80%，打响价格战意欲将约翰·弗朗西斯·奎尼尚在襁褓中的公司扼杀。这一狠招开始奏效，但“美国好队友”可口可乐的出现扭转了战局。

可口可乐当时竟不顾价格战坚持使用约翰·弗朗西斯·奎尼的糖精产品，打破了德国公司对糖精的垄断，也挽救了这家美国本土公司。

这家成立初期就经历了技术封锁、价格硬战、后又被挽救的公司，就是后来成长为全球农业和化工巨头的孟山都。

在那个时代，可口可乐正在成为全球巨头的路上狂奔，背后的孟山都也源源不断积累资本并扩充产能。1905年孟山都筹得了1.5万美元，进一步完善了食品添加剂板块的布局，产品从糖精拓宽至香草醛、咖啡因等其他饮品制造业原材料，公司实现盈利并稳坐可口可乐第一大供应商。

如法炮制，孟山都医药板块的诞生，也是一个突破德国垄断、实现美国本土化生产的故事。一战里欧洲切断了和美国的阿司匹林贸易，但巧在阿司匹林的生产和糖精的生产都离不开同一种原材料——焦煤油。恰巧，孟山都早在战前就解决了这一原材料的供应问题，让公司得以在美国被阿司匹林供应“卡脖子”时迅速实现本土化替代，并在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呵护下迎来业绩暴涨。

没过几年，孟山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阿司匹林生产商，公司实现食品添加剂板块、医药板块两条腿走路，实现了从一家地方性小工厂到美国头部化工企业的华丽蜕变。

后来美国迎来本土石油大发现，化工原料供应无虞，这无异于时代带给孟山都的又一个机遇。公司在第二代掌门人、约翰·弗朗西斯·奎尼之子埃德加的治下，加大自主研发并利用资本优势完成了一系列的并购，以“买买买”的方式完成材料化工领域的布局。

但也是在这个时候，孟山都的“双刃剑”特性被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们不妨将自己带入百年前的那个时代去想一想——一方面，全新的化学、材料科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对这些新材料、新技术的未知，危险悄无声息到来，人们的健康也遭遇威胁。

这是当时孟山都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行业、乃至全人类在当今也要面对的发展抉择。

1935年，孟山都收购斯旺化学公司，开始工业规模化生产多氯联苯，打响公司进军化工市场的先锋旗号。多氯联苯应用范围极为广泛，曾被用于加热和降温时的热载体、绝缘液、润滑油、液压油、除尘剂、防水化合物以及各种涂料和溶剂。

但后来，人们发现多氯联苯其实是一种强致癌物质，美国、日本都曾报道出现多氯联苯泄露和污染造成的中毒事件，孟山都设厂生产多氯联苯的美国安尼斯顿镇甚至成为了“死亡小镇”，当地居民各类肿瘤、心脏病、肝炎的发病率明显畸高。

在持续用于生产四十多年后，1979年美国国会才禁止了美国境内多氯联苯的生产；2001年斯德哥尔摩《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的通过，才让更多国家禁止多氯联苯的生产使用，而此时距离这一持久性有机物的工业化生产已经超过了六十年。

2002年，安尼斯顿镇污染案迎来判决，孟山都被判定罪名成立被罚7亿美元。

不少人认为孟山都是“全世界最邪恶的公司”，这并非责怪孟山都没有协调好科技发展和人类健康的欲加之罪，而是因为另外两层原因：刻意隐瞒化工制品污染的真相，以及在农业领域顶着争议、一心向“钱”执意发展。

人们第一次看到孟山都眼里的“恶魔凶光”，是发现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隐瞒了多氯联苯的危害性。有解密资料称，早在1937年，孟山都就已经发现多氯联苯的接触者有全身中毒的反应。

涉足农业领域的孟山都，更有一种“邪恶博士”的人设感。我们可以将后来孟山都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农药时代”和“种子时代”。

先说“农药时代”。和当初涉足化工品市场一样，农药时代的孟山都一出手就是重拳并大获成功。

二战前后，孟山都的农药产品DDT（中国称为敌敌畏）获得了广泛应用。DDT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同时也最臭名昭著的杀虫剂，也曾用于控制疟疾等蚊虫传染疾病的传播，其发现者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还曾获得诺贝尔奖。

但双刃剑效应在DDT上同样存在，因为其极难降解，从而会沿着食物链，在鱼类和鸟类身体中蓄积，有碍它们的繁殖从而影响生态平衡。为此，1972年美国立法封禁DDT，孟山都也停止了DDT的生产。

但虽然DDT被封禁，孟山都并未放弃在农药领域的探索，并发展出更多种类的除草剂，保持了自身在农药领域的龙头领先地位。令孟山都化身恶魔是在美国对越战争期间，公司提供了掺杂剧毒物质二恶英的除草剂“橙剂”，所用之处草木皆枯且对人体毒害极大，但帮助了美军在丛林作战里克服劣势。

战后出生的越南婴儿中出现了畸形、智力不足等健康问题，这些怪病源头都直接指向橙剂。1971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布的一份论文显示，估计当时有高达210万—480万名村民暴露其中。也有当时参与战争的美国老兵深受这一污染物的毒害并留下后遗症，并后来向孟山都、陶氏化工等制造商索赔。

1974年，公司研发出新型除草剂“草甘膦”，该产品持续畅销至今。与此同时，孟山都加大全球化布局，先后于1960年代进入欧洲和南美市场、198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以几乎无可替代的农化产品开疆扩土，公司净利润取得飞跃成长。

草甘膦药性极强，除草的同时也令农作物本身惨遭毒害，孟山都开始研究，可否改良农作物的品种，使其免受除草剂的侵扰？

可谓研究出了最尖锐的矛，又要做最坚固的盾——孟山都就在这样的左右互搏中，迎来了属于它的“种子时代”。

1982年，孟山都就开始致力于研发携带草甘膦耐受基因的农作物，终于十年磨一剑，于1992年将之成功应用于大豆。后来美国大规模放开转基因农作物管制，孟山都在技术积累的优势下可谓一骑绝尘，研发出抗药性强、产量高的农作物种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在断舍离上干净利落。1980年代中后期，传统化工行业被石油巨头渗透，加上孟山都此前在此方面名誉不佳，公司果断剥离了化工产品条线、专攻种业。2002年以来，孟山都成长为全球六大农业公司，明确了以“种业+农药”为核心、全方位服务优势布局的战略。

2015年后，全球六大农业公司上演了精彩的并购和反向并购案，孟山都的历史也自此落幕，最终形成中、德、美三国企业鼎力农业科技领域的格局。不过在此我们先按下不表，先把时间拨回到1929年的中国……

20世纪初，在安徽芜湖教小学教书的华静结识了当时还在国立东南大学读书的袁兴烈，两人后来相恋结婚。1929年，他们的儿子袁隆平在协和医学院出生。

成长在动荡的年代中，袁隆平的求学生涯也屡次辗转，其中在重庆停留最久，长达11年。新中国成立后，袁隆平所在大学并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当时他所修的学科是遗传育种学。

那个时候，中国的粮食总产量仅为1.13亿吨，吃饭仍旧是当时的人们面临的天大难题。从这一时代走过的袁隆平下定决心，投身钻研粮食产量问题，从此开始了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生涯。

1966年，袁隆平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得到了关注。次年6月，袁隆平领衔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成立，自此，每年冬天袁隆平都要与团队一起赴海南三亚育种。1971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在海南试验田发现一株珍贵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随后杂交稻正式被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这一株野生水稻和其他千余种水稻品种、进行上万次测交和回交转育试验的漫漫征程正式开始。

站在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杰出的袁隆平团队硕果累累——1974年，袁隆平团队选育出第一个大面积生产的强优高产杂交水稻组合“南优2号”，当时比普通水稻增产20%；在1980年代末，杂交水稻从“三系法”升级至“两系法”，创新成果比同熟期的三系稻增产5%—10%。

同样站在今天，我们看不到的却是袁隆平团队在海南的烈日下流过多少汗，尝试过多少次失败的滋味。

从1982年到1991年，中国粮食产量年增速均超过长8%，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粮食生产国，实现自给自足，书写了以不到全球10%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的奇迹。

但袁隆平的脚步并未放缓。1997年，袁隆平再次发起杂交水稻的研究，并接连在2000年、2004年完成了示范片亩产700公斤、800公斤大关，还把新型杂交稻的营养纳入新目标。

2003年，中国大陆一半以上、全球20%的水稻均为袁隆平团队杂交品种。

除了餐桌上的主食，肉蛋奶的生产背后也需要大量的粮食作为饲料。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110公斤、牛羊肉消费量4.2公斤、蛋类消费量10.8公斤，分别比1956年下降36.6%、增长60%、增长120%，中国人的餐桌正在变得更加丰盛，背后也离不开玉米等谷作物作为饲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极短的时间解决了吃饭问题，像袁隆平这样的东方英雄功不可没。更重要的是，粮仓殷实的中国能够在全球舞台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抵御了国外种业巨头的渗透。

杂交水稻的出现，丰满了东方粮仓，也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更加强劲，不至于陷入被种子“卡脖子”的境地。

在这里举一个反例，被称为“被种子毁掉的国家”阿根廷。

在孟山都进入阿根廷市场前，这里是一个以家庭农场为单位，种植蔬菜、粮食作物，兼具畜牧业、盛产奶酪和牛肉的国家，一度是拉美生活水平最好的地方。

但2000年后，孟山都将转基因大豆在阿根廷推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起初当地免费获得了孟山都的大豆种子，农民尝到了这种高产、耐虫病大豆的甜头，于是肆意开垦荒地、砍伐林木、配套使用孟山都提供的农药化肥，殊不知正一步步踏入险途，很快遭到了“三重打击”。

第一重，是孟山都突然征收大豆种子的专利费，让当地农民措手不及。可惜当地农田那时已经不再适合种植大豆之外的其他作物，当地人不得不举债购买大豆种子，被迫高筑债台。当地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下人口从1970年代末的5%剧增至2002年的51%。

第二重，配合使用草甘膦等大豆杀虫剂后，当地土壤、水源遭到严重污染，人们的健康遭受严重侵害，儿童的先天残疾率比其他地方高出四倍。

第三重，是这个曾经农业和畜牧业并重的国家，发现自己已经难有别路可走。遭到杀虫剂侵蚀的土壤只能耕作耐药性更高的作物，而这些作物的种子大多还是掌握在孟山都手里——阿根廷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圈套，发现时为时已晚。

看到这里，我们再说回中国。中国之所以没有被全球种业巨头牵着鼻子走，很大原因是因为自己拥有杂交水稻等先进粮食种子技术，保障了在国际谈判桌的议价能力——我们接受并欢迎先进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市场，但一切需要建立在公平的商业合作基础上。一旦对方想使出漫天要价或附加条件的小花招，能够自给自足保证粮食安全的中国有说不的实力和底气。

这背后，离不开袁隆平等“农业英雄们”的付出。

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在加速种业技术的发展。我们观察到，中国无论是自主科技攻坚，还是通过并购等手段一直加大在全球种业的布局。

先说自主科技攻坚。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现今的种业结构里，进口种子仍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公开资料显示，玉米、土豆等主粮种子里，“洋种子”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在东北黑土地，德国引进的玉米种子具有早熟、脱水快、抗倒伏等特点，获得了大面积的种植，这样的情况在华北地区的“粮仓”地带也是如此。

随着这些年隆平高科等本土种业公司在研发上的投入加大，与全球最先进种业公司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以玉米种子为例，2019年全国玉米推广面积排名中，隆平高科独占前十名中的4席。有机构认为随着转基因推广，隆平高科在国内玉米种业市占率有望达到30%。

在研发方面，隆平高科2019年研发支出占营收比达到13.15%，在当时这一比例已经超过孟山都。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在营收体量上，中国种业公司依然和全球巨头有相当大的差距。曾经有机构给出数据，中国5800家种子企业的全部销售收入加起来，也仅相当于孟山都一家。

除了粮食种业，蔬菜种子的差距甚至更大。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吃的辣椒、西蓝花、萝卜的种子大多依靠进口，利润率可谓“暴利”。在自主研发攻坚的道路上，中国种业公司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再说通过并购等手段的快速入局。2015年以来，全球农业巨头迎来新一轮并购潮，六大农业巨头孟山都、拜耳、先正达、杜邦、陶氏和巴斯夫迎来大洗牌，也就是在这一轮浪潮中，中国抓住机会一跃跻身全球种业领先地位。

这一轮商业洗牌，可谓反转不断、高潮迭起。

起初在2015年，孟山都先发制人向另一家当时财务状况出现问题的种业巨头先正达发出收购要约，但数次都被先正达拒绝。后来孟山都转头找到了拜耳，但后者并不为所动。

出乎意料的是，另外两家农业巨头陶氏和杜邦于2015年12月竟然火速“联姻”，体量直接挑战了孟山都的种业老大位置。随后在2016年2月，“东方力量”中国化工作价430亿美元收购先正达，祭出中企史上最大的海外并购规模，杀入全球农化第一梯队。

这一变化让孟山都和拜耳的谈判出现了戏剧性转变——拜耳旋即向孟山都发出了反向收购要约。此时的孟山都在全球抗议浪潮里品牌价值元气大伤，只能同意并入拜耳作物科学。但拜耳也为了满足反垄断要求，将自身原有种业业务出售给巴斯夫。

孟山都的名字自此退出历史舞台，全球种业第一梯队也形成了德国、美国和中国主导的三足鼎立之势。据中信建投一份研报显示，当前全球种业规模为中国化工10%、拜耳和孟山都40%、杜邦陶氏30%。

展望未来，农化巨头之战势必将持续下去，市场份额也会继续向头部公司聚集。“有种才有粮，手里有粮，才能心里不慌”——这句老话放在何时都是真理。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本土种业公司距离全球先进水平仍有太远差距，“国内种子论斤卖、国外种子按颗卖”的现状一时难以扭转。

想要逆风翻盘，加大资本和科研投入是惟一出路。中国的种业进击之路，续章将会更加精彩